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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陕西，流行于西北地区，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秦腔在全国范围内“爆火”。实际上，纵观整个秦腔发展历史，秦腔不止一次“爆火”。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秦腔艺术大师魏长生入京师，开始在京师演出秦腔，并轰动一时，使得秦腔一度压倒昆曲。1912年，易俗社在戏曲改良运动的大背景下成立，并以移风易俗、启迪民智为己任。在易俗社影响下，全国出现以秦腔为主的改良戏曲热潮，相继出现的改良剧社有几十个，一时间秦腔《三滴血》唱响整个中华大地，从此改变了中国戏曲的叙事旨趣与社会功能。从秦腔历史上的几次全国“爆火”来看，比较受关注的剧目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大部分都是与法律有关的剧目，其中蕴涵着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传统。其中魏长生及其弟子所演剧目中90%是与法律问题有关的剧目，既有以司法主题为核心的公案剧目，也有以古代婚姻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剧目。其中《滚楼》就是一出典型反映古代婚恋法律问题的传统剧目。易俗社更是擅长以法律主题入戏，其经典剧目《三滴血》堪称戏曲史上公案戏的典范。而从安万剧院成立以来的演出剧目来看，传统戏中以法律为主题的剧目也成为安万剧院演出的经典之作。其中《兴汉图》以情理法的冲突与融合为主题，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精神。法律文化剧目之所以会成为秦腔全国“爆火”的关键，是因为秦腔自产生以来便具备的叙事传统，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法律文化剧目优势。秦腔是一个民间艺术，具体从秦腔在中国戏曲史中的地位、秦腔创作的机制、秦腔流传的场所等方面可以清晰地看到秦腔的这种民间特性。因此，秦腔的剧目创作更重视对于民间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秦腔的故事通俗、唱词朴实、曲调朗朗上口，完全不同于贵族生活之“才子佳人”。法律问题作为各种矛盾最具冲突性的表现，往往最能引起老百姓共鸣。如秦腔经典传统剧目“江湖二十四大本”中，就有法律文化剧目17个，这17个法律文化剧目中有7个都是公案戏。在秦腔发展过程中，随着文人群体不断参与秦腔剧目的创作之中，不仅秦腔的艺术性得到极大的提高，秦腔的法律文化剧目特性也愈加鲜明，并形成抨击奸臣害忠良、恶霸欺良善等主题，推动秦腔逐渐形成一套系统而庞大的法律文化剧目体系。自宋代张载开始，在关中之地逐渐形成了关学（由张载创立，在关中地区流行的理学学派）的文化场，其中也包括关学的法律观点。这种文化场不仅影响着关中民众的一般法律审美，也影响着关中文人的法律意识。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当代现实出发，关中文人的文学作品一定离不开关学的滋养。秦腔的剧目创作模式，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开始于老百姓自娱自乐的弹唱之中，饱含着他们对关中民间法律的原始情感。随着秦腔的不断成熟，戏班的出现不仅使秦腔有了完整的艺术形态，也使得秦腔中的法律意识开始具有抽象性与引导性。受过系统教育的关中文人，开始主动参与秦腔剧目的创作之中。这些关中文人，大多受过关学教育与滋养，一方面将民众中分散的、具体的、个别的关学法律观念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将完整的、系统的与理论化的关学法律观点注入秦腔创作之中，并通过秦腔传播出去。在这些文人的理性观照下，秦腔受到关学的滋养，成为更为成熟与规范的艺术，从而流播至全国。这种关学品格，也成为秦腔法律文化剧目的独特内涵，使秦腔叙事逐渐开始具有了明确的宗旨，并同时具备了切实的社会功能。关学的价值追求核心在于民生，这让秦腔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功能教化。关学的教化不同于一般高台之教化，不再仅仅面向社会百姓，还面向统治阶级。在关学这种教化理念之下，秦腔的教化对象与场域也具有双向性。一方面，面向以老百姓为核心对象的民间群体，其教化场域主要由乡里、商会等的演出而形成。其中以祭祀与乡俗为主要目的所进行的乡里间的秦腔演出，在乡村形成了宏大的教化场域；以商业活动为主要目的而进行的商会戏楼演出，则在城市中形成了强大的教化场域。另一方面，面向以官吏为核心对象的官方群体，其教化场域包括官员自家所成立的戏班演出。随着清代乾隆年间魏长生进京演出所引起的轰动，秦腔也走入了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