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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还会如此。这个体系的核心问题丝毫未变，如果非要说什么变化的话——从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来看，情况甚至更糟了。2014年该书出版时，哈佛大学的录取率是6%，如今已降至3%。精英院校学生的毕业去向（这条“优秀绵羊”生产线的另一端）同样如此：金融、咨询、科技三大行业，加上法学院，依然占据绝对主流，通常超过半数以上。但这并不令人意外。体系未曾改变，是因为塑造这个体系的所有推手和条件都依然存在：赢家通吃的经济规则、允许富裕家庭操纵游戏的招生制度、公共高等教育经费的持续削减。

　　不，这个体系的核心理念从未改变。这种理念认为——要评判一个人的才能，要筛选出哪些人最有天赋、最有可能为社会做贡献，就得逼着青少年们无休止地跳过一个又一个课内课外的火圈。且不说这种甄选“卓越”的方式有多荒谬，它必然会导致高压与焦虑，并引发强烈的抑郁倾向和自我价值感丧失——这正是你提到的那些心理问题。而从所有迹象来看，情况还在恶化，原因有三：首先，正如我刚才所说，整个体系的竞争变得更加惨烈；其次，疫情严重冲击了学生的心理成长与健康；第三，2014年时其影响才刚刚显现的事物——社交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结合，正如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等学者所揭示的，这种组合导致年轻人心理困扰指数激增，当它再与精英录取的疯狂竞赛叠加时，便酿成了深重的精神危机。

　　我并非否认名校与成功无关——恰恰相反，许多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常春藤盟校及同类院校毕业生占比确实高得不成比例。我想强调的是：进入名校与获得优质教育并不必然相关，而优质教育与世俗成功又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它同样与过上良善生活无关——那种既能自我实现又能造福他人的生活。特朗普团队中大批常春藤毕业生的存在，反而印证了这一观点：你可以在事业上登峰造极，同时道德沦丧，毫无原则与勇气。事实上，这个体系培养的正是这些反面特质：投机钻营、贪得无厌、虚荣野心、对地位与成功的病态崇拜。

　　你提到的排名问题，恰恰揭示了高等教育面临的核心困境——整个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本质上错位了。家长、政客和公众评判高校的价值时，当然要考虑就业率、起薪、谋生能力这些现实指标。但当我们把这些当作唯一标准时，培养出的毕业生或许能填满就业市场的某个缺口，却丧失了“完整成长”的可能性。这种成长不仅关乎找到让自己身心契合的生活方式，更意味着成为配偶的良伴、子女的慈父慈母、年迈父母的孝子孝女、值得托付的挚友、有担当的社区成员和清醒的公民。甚至从纯粹功利角度考量，职场长期发展（而非仅仅是获得第一份工作）所依赖的适应力、创造力、抗挫力、想象力等素质，恰恰都根植于这种“完整的人”之中。

　　我在书中提出的诸多主张至今仍然适用：取消对校友子女、运动员和捐赠者子女的录取优待；实施基于阶级而非种族的平权政策；恢复公共高等教育经费以实现学费全免；大幅削减行政人员编制和高层管理者的薪资——这两者的膨胀早已失控。但今天我想特别强调两个新重点：首先，我们必须重振教学使命。当前高校的激励机制普遍迫使教授们将研究置于其他一切职能之上，这导致教学质量长期陷入敷衍、平庸、乏味的困境——美国大学生对此的抱怨已持续了几代。吊诡的是，大学教授从未接受过教学方法的专业训练，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将小型文理学院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唯一解药。我的本意是鼓励学生将其作为大型院校——无论是哈佛、斯坦福等私立名校，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等公立名校——之外的替代选择。文理学院通常更具教学热忱，提供更亲密的学术共同体，更注重人文艺术熏陶。但它们绝非万能灵药：其一，这种象牙塔式的环境并不适合所有人；其二，这类院校运营成本高昂，近年来普遍面临生存危机。虽然威廉姆斯、阿默斯特、波莫纳等顶尖文理学院凭借雄厚的捐赠基金屹立不倒，但许多知名度较低的同类院校已相继倒闭或濒临倒闭。尽管如此，我依然建议家长和学生将目光投向常春藤之外的诸多大学——比如“改变人生的大学”（Colleges That Change Lives）网站上推荐的那些。

　　我们需要先厘清几个概念。严格来说，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是顶尖大学提供或声称提供的教育范式。准确定义下的“通识学科”不仅包含人文学科，也涵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些领域的共性是创造知识而非简单应用知识，以此区别于职业或技术学科，就像生物学与临床医学、经济学与商科、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本质差异。但大众语境中的“通识教育”往往仅指人文学科：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学等，换言之，也就是那些直指“人之为人”本质以及由此衍生的永恒追问的领域。这些追问的答案既非一成不变，也无法通过科学方法验证：我们为何存在？良善生活何以可能？正义、自由、美、真理的本质是什么？我的人生应当如何度过？这些命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青年时期更需直面，这也正是大学生亟需与之搏斗的原因。但如你所言，数十年来它们在名校（乃至几乎所有大学）的影响力持续衰退。我认为根源有二：其一，正因这些问题不遵循科学范式的知识生产逻辑，始终与现代大学体制格格不入；其二，正如我之前强调的，当社会仅用经济尺度衡量教育价值时，人文学科自然缺乏即时市场效用。当然，我始终认为它们具有长期经济价值——前文论及的创造力与适应力正源于此，只是这种价值更为隐性，更难量化推销。

　　首先，我要奉劝那些自认为无法挣脱传统路径的学生——请再深思一次，你们给自己设定的枷锁，或许根本不存在；那些未曾尝试的、不敢设想的或恐惧踏足的道路，或许正静待探索。但即便接受你的前提（确实有学生难以破局），在既定体系中如何自处，依然存有选择余地：主动追寻能点燃思想火花的课程与教授，拓展认知疆域；放下手机，停止在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里虚掷光阴，转而沉浸书海；在深度对话中忘我——换言之，培育少量真挚的现实友谊，而非泛滥的虚拟社交；要抵抗体制对你的塑造，而非随波逐流。《优秀的绵羊》（10周年纪念版），【美】威廉·德雷谢维奇/著 【美】林杰/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3月版

　　这个问题的辐射范围其实更为广阔。虽然我未曾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但该书出版后，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海量邮件，由此我发现：虽然我写的是美国精英高等教育，但书中讨论的多数现象不仅存在于精英教育领域，不仅限于高等教育阶段，也不单单发生在美国——许多非名校的大学、美国K-12基础教育体系乃至全球多地皆是如此。究其根本，是因为这套体系的运行逻辑全球同质，正是我们反复讨论的那套逻辑：人为制造教育稀缺性，引发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优绩主义战争”，奉行新自由主义信条——将一切价值货币化，用市场生产力衡量人的价值。我收到过来自意大利、印度、智利的读者的心声，受邀到英国、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巴西、以色列演讲；《优秀的绵羊》也已被译为韩语、日语、越南语、西班牙语、匈牙利语以及中文。2016年我在广东汕头大学交流时，发现那里的学生与耶鲁、普林斯顿、杜克的学子有着完全相同的焦虑。这已然是一场全球现象。

　　必须说明，我并非全球教育格局的专家。尽管这一基本现象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但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传统、教育理念、经济需求和公共政策必然造就差异性。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便存在种种缺陷，美国教育体系仍具有独特优势——这源于其本科教育结构的特殊性。美国学生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专攻单一学科（化学、艺术史或人类学），而是主修一个领域（约占课程量的1/3到1/2），同时必须跨领域选修其他学科。此外，他们前两年主要投入通识教育，通常包含核心人文课程。这种制度鼓励探索精神，培养多元视野，锻炼运用不同思维框架分析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