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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法典》第151条的规定，显失公平具备客观和主观双重构成要件，对其判断需要主客观要件相结合。具体而言，客观要件强调结果层面，是指民事法律行为在成立时，确立的给付和对待给付之间显著不均衡，或合同中有关权责利的分配显著不均衡。主观要件须一方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不利情势。从司法实践来看，构成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以下要件：一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之行为；二是须一方有利用对方危困或弱势，牟取不正当利益之故意；三是民事法律行为之作出是利用危困或弱势之行为的结果；四是该民事法律行为于成立之时显失公平。[1]须注意，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出现在合同成立之时，在合同成立以后才出现的权利义务失衡情况不由本制度调整。[2]

　　在理解“利用”这一要件时，学说上往往将之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相联系。有学者认为，故意与因重大过失而利用都可能构成悖俗或背信行为，有必要将“利用”的主观状态扩大至“重大过失”。[4]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利用”应当限于故意利用，不包括重大过失，[5]即相对方明知并利用受损害方的弱势状态。如果仅有行为人一方缺乏判断能力，而相对方并不知晓其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力，自然谈不上利用该不利情形。另外，若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了忠实告知义务，向对方说明了不公平条件，且对方有机会合理选择合同条件的，不属于利用不利情形。

　　就客观要件而言，合同双方利益的失衡需要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正常的商业风险不应被包含其内。该客观情况是能够借助法律规定或市场价格加以衡量判断，即在缔约双方的具体法律行为场景下，该合同权利义务配置是否显著偏离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计算标准、一般交易规则确定的基准线、行业惯例形成的普遍认知或风险分配的合理预期等客观情形，产生非对称性失衡。最高人民法院在“西藏某实业有限公司、市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指出：“当事人在交易中的利益失衡经常发生，而且此种失衡往往是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正常的交易风险。只有在利益失衡超出了社会公平观念所能容忍的界限和破坏了正常人所具有的道德标准时，法律才应当对其进行干预。合同撤销权中的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签约，对方当事人因此获得不正当利益而导致的利益失衡，而不是仅指价格与价值之差。收购价是双方基于当时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谈判协商的结果，不能得出收购价严重偏离市场价，造成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结论。”[7]

　　一是某某公司签订该协议书时的行为符合显失公平的主观要件。一方面，虽然签订该协议书时龚某杨的伤残等级已作出鉴定，龚某杨可能可以通过网络等渠道获取一些工伤赔偿知识，但仍需要其能结合自身状况作出适用与否的精准判断。“法律不强人所难”，在没有法律专业人员辅助的情况下，不能苛责一名不满20周岁初入社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对工伤赔偿知识具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而且当时龚某杨因酒精蒸汽烧伤面积达29%，需要购置药品治疗且无其他收入来源，明显处于不利状态；另一方面，某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该协议书时，已明确告知龚某杨九级伤残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以及协议中“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等各项费用”具体包含哪些费用，故某某公司存在主观上的可归责性。

　　首先，本条司法解释将“缺乏判断能力”的主体范围限定于自然人，因而本条的认定规则不能扩张适用于法人、非法人组织。[10]从主流理论和司法实践来看，对于法人，法院经常以其具备某一领域的交易经验或与交易标的存在密切联系为由认定其具有判断能力。[11]在“某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汤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某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与自然人汤某相比，并不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且某公司并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与汤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因受汤某欺诈、胁迫，而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虽然案涉七套房屋的评估价值高于抵债价格，但也不宜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显失公平。[12]实践中需要受到显失公平规则保护的，也主要是消费者、劳动者、老年人、未成年人等。

　　根据本条司法解释，行为人缺乏判断能力的内容是“合同的性质、合同订立的法律后果以及交易中存在的特定风险”，行为人判断能力不足造成的结果通常表现为对上述要素缺乏相应的认知能力，从而造成认识不足或者认知错误。与民事行为能力对行为人辨认能力的一般性要求不同，显失公平制度中行为人判断的对象需要在具体的交易语境中确定。亦即其所指向的是当事人针对具体交易(合同) 而非一般交易法律后果和特定风险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行为能力标准化判断方法在具体场景适用中不足的一种个案式矫正。[13]

　　智力一般指行为人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学习新知识、运用知识和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智力缺陷可能导致当事人行为能力受损，从而影响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即便智力缺陷没有上升到限制或无行为能力的状态，也可能影响自然人对法律行为的判断和选择。当事人的智力水平，往往需要通过鉴定确定，智力对于交易判断能力的影响程度，则需要结合交易的具体情形判断。智力因素的认定，一般需要和行为人其他自身因素结合适用，且只宜以通常人的标准来大致判断。在“范某某、李某某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中， [16]范某某提供IQ指数与记忆商数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但法院认为，该意见书的内容虽然与其年龄基本相符，但并不能直接证明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也不能证明其签《和解协议书》时处于患病状态。基于范某某至今仍在某人民医院药房上班的事实，认定其仍具备判断能力。

　　知识主要指教育程度，一般以学历水平为判断标准。一般来说，当事人学历较高，可证明其具备相当的知识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从正面证明其应当具备对交易的判断能力。相反，学历较低者，并不能仅凭此认定其缺乏一般社会常识和判断能力，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判断。知识还包括行为人对交易所涉及领域的专业知识，尤其在一些专业性较强、交易环节较复杂的领域，行为人对案涉领域的知识的掌握程度决定着其能否认识到交易的性质、后果、风险等情况。

　　例如，在涉及金融产品的交易领域，一般的消费者难以具备较为专业的金融知识，因此，销售金融产品一方负有适当性义务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交易必要的知识的提示、说明，[17]以使消费者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相应的判断能力。此外，法院会考虑当事人的专业、职业身份。在“叶某、广东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中，[18]法院认为，叶某的工作经历有别于一般劳动者，其在司法局公证处工作多年完全有机会接触、了解一定的法律知识，在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故认定叶某在签订协议书时并未缺乏判断能力，不能成立显失公平。

　　例如，在“李某某、王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19]法院认为，上诉人相对年长，生活经验丰富，被上诉人相对年轻，其未从事过古玩字画行业，缺乏判断能力，知识储备不足，对于该领域的交易经验相对欠缺，急于回收出借资金，致使上诉人以500万元的价款购得市场价值3万元的画作，导致交易时的利益显著失衡的极不公平，符合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在“李某1、李某2股权转让纠纷”案中，[20]法院认为，李某4刚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其是在父亲李某3被羁押，母亲田某外出躲避的情况下，才仓促代表李某3参与伟业公司管理，其缺少对企业管理经营经验，且参与伟业公司管理时间短，对伟业公司的基本情况未全面摸清，由此认定李某4缺乏对李某3持有伟业公司股权正确估值的判断能力。

　　在适用上，法院会综合上述各项要素对当事人的判断能力进行判断。此外，有观点认为，对当事人判断能力的标准应当区分不同类型主体考量，例如，在普通民事合同中，适用一般生活经验或交易经验；在消费者合同领域中，个案中可放宽对消费者缺乏判断力等标准，以消费者缺乏专业复杂知识认定为缺乏经验；在商事领域下，则需考虑商业合同高收益高风险的特性，原则上不允许将特定行业领域经验作为缺乏判断力的认定标准，防止破坏交易安全，但也需慎重考虑当事人是否欠缺一般经验。[22]

　　首先，从协议约定内容来看，协议通过多层次复杂的授权范围和“系统自动匹配”设置，使出借人在授权后，经广西某甲科技公司计算机系统自动匹配其在额度内出借款项的实际用途，在无需再次确认的条件下，即可通过向资金存管银行发送交易指令的方式完成交易；在债权到期后，又应无条件将债权转让给广西某甲科技公司而无需另行协议。同时，授权期限为出借人持有的全部债权结清之日止，出借人不可单方撤销自动投标授权；《续借PLUS协议》更约定广西某甲科技公司有权对回款资金进行自动投标，资金退出时又需遵循系统自动设置的额度。

　　[10]有学者主张，本条司法解释并不能得出《民法典》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仅能适用于自然人主体的结论。主要理由为：《民法典》并未将适用范围限定在自然人之内，司法解释无权进行明显改变文义的限缩解释；本条司法解释仅是针对当事人一方为自然人时的＂缺乏判断能力”应当如何认定进行特别解释，但并未表明“缺乏判断能力”者仅限于自然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并不拒绝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提出的显失公平的诉求进行审查，甚至不乏认定法人作为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而有权撤销合同的判决；在特定的情形下，也存在法人、非法人组织“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进而成为不公平交易中的受损害方。参见王利明、朱虎主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评》，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110-112页。

　　[17]参见《九民纪要》72条，“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银行理财产品、保险投资产品、信托理财产品、券商集合理财计划、杠杆基金份额、期权及其他场外衍生品等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以及为金融消费者参与融资融券、新三板、创业板、科创板、期货等高风险等级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等义务。卖方机构承担适当性义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及风险的基础上作出自主决定，并承受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